山东空管分局做好新版《规范》启用前的准备工作

[6]因此，从强化辩护方在侦查阶段调查能力的角度来讲，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36条的规定，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代理申诉、控告。

Also See Alan Mabe, Editorial, Law and Philosophy, Volume 1, Issue 1, April 1982, p.2. [7]See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ree Press, 1967, p.567.另参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157]参见胡平仁、梁晨：人的伦理价值与人的人格利益——人格权内涵的法哲学解读，《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42]这里的法理一词含义更为深刻，驾驭世间万物需要建立法度，治理国家必须以法理为基础。[95]C. Perelman， Justice， Law， and Argumen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11.转引自前注[1]，张文显书，第579~580页。法理之士便是专职司法的官员。[17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使我国法治建设向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有机统一迈出了新的步伐。

（法理之九）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但同样地，也许本书是我未来不断重新回来重读最多的一本自己的书。

定纷止争当然是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也是观察与理解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维度。甚至卡夫卡的《审判》与《城堡》，也深刻地反映出了西方人对法律的这种现代性的困惑。卢曼的法社会学系列的写作，其实就是努力地寻找合适的概念工具，从演化的角度，去探究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又是怎么发生的，它对我们人类的生活与未来，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过去的描述，似乎是可能的，对未来的畅想，也不困难。

它并不期待一定会被接受，它能够接受自己被拒绝。当社会演化进展到某种特殊的阶段或者时机时，它或许能够重新被发现，并予以利用。

此外，这种写作一定是不断地与既有的各种卢曼称之为旧欧洲（在本文的语境中是否可以替换成旧中国？）的各种陈旧观念进行挑衅、刺激与对话的过程。五 本书的写作，既是一个公共写作，同时更是一种注重自我启蒙的个人写作。尽管如此，此种对未来的期待，对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并且因此而对未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卢曼就很谨慎地将他关于现代法律的诸多阐释，局限于西方世界之中。

2007—08学年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资助赴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的访问学者研究，帮助我系统收集了德文的卢曼研究文献，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尝试脱离中文文献，直接从德文与英文文献阅读与研究卢曼的著作。这恰恰也符合卢曼的意义理论。至少在本书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试图这样做过。因此，如果今天我重写此书，也许我会将它做得更加紧凑一些，更加精致一些，让它更像一本专著。

的确，就像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曾经设想的，假如人类世界没有法律，那么人类就将堕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悲惨境地之中，而在我们文明中许多看起来稀松平常的成就，都将如天方夜谭那样难以发生。我想，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站在太空中观察自己所生活的地球空间时，大概也是类似的发现与感想吧。

许多的新的发现与想法，有许多是过去许多重要观察的进一步延伸，有一些则与过去的观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并形成了一种对话的结构。这篇文章几乎像闪电一样，照亮了我之前关于司法裁判中法律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回答了我之前在相关问题上的所有困惑。

20世纪人类历史的各种轰轰烈烈的计划性的改造社会的实验，都失败了，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本书出版之后，翻译卢曼《社会的社会》的漫长而痛苦的经历，以及与此相关的系列阅读，却让我受益匪浅。但在卢曼看来，就像晚近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一样，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虽然能够起到一种唤醒与预警的功能，但抗议运动本身并不能为问题提供解答方案。正如我们刚已指出的，这三重期待结构的不同，恰恰在于其期待的立足点是不同的，因此期待的角度与视野，相互构成了有趣的差异。恰恰是由于卢曼的工作，使得我认识到，对现代法律的陌生感，以及难以用精确的概念工具精确地认识与把握现代法律，由此而产生了种种不适应与不理解的困惑，不仅仅是中国人有，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是源远流长。而那些没有被选择的可能性，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储存起来。

但即便如此，像这样一个作品的写作，一定是充满困难的。而产生这些误解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代法律对中国的传统来说，基本是陌生的。

转型、转化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能够代表中国社会的状态。有时候，它需要我们颠倒日常生活形成的各种固定的观念与思考模式，从而产生新的观察的角度。

这些新的观察与理解，能够凝练成新的社会语意，从而促进现代社会诸功能系统的自我调整。如果卢曼对现代法律与现代社会的这种观察与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作者在本书中要做的工作，显然比卢曼的工作还要困难得多。

但我们是否因此而寻求预见未来吗？对此，演化理论也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按照卢曼的说法，现代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也必须承受必须对这些可能性进行选择的压力。就对法律系统的理解而言，我觉得卢曼的理解最为精彩与精确。如果没有当下，对过去的考察不过是一种好古癖，对未来的畅想，也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本书的写作，也是严格按照这种精神进行的。因为它描述的并不是凝固的过去，或者不变的当下，而是一个连接过去，通向未来的正在发生变化的当下。

因为，当下，对于过去而言，恰恰就是过去的未来，对未来而言，则是未来之过去。正是卢曼，将一个狂热地热爱柏拉图的我，变成了在学术上接受了偶在论（张志扬语）的世界图景，并认同演化论的学者，将一个痴迷于哲学诠释学，坚决捍卫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区分的我，变成了一个受系统论、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影响的人。

虽然她也经常抱怨看不懂我半社会学与半法学的学术写作风格。当我们需要去观察与理解现代法律的这些超出定纷止争、法令与制度的那些深层的结构与原理时，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智识资源，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帮助就很有限了。

因为本书意图将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当作一个整体性的问题进行处理，跳出具体政策层面的争论，而关注隐含在其背后的一些根本性的观念与理解问题，尤其隐含在诸多争论背后的根本的观念框架与方法论的制约问题。这当然也是作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写作能够探索透彻的一个现象与主题。因此，中国人不得不将现代法律予以削足适履，将其装进纠纷解决、调解、法令等概念工具中予以理解。三 有读者曾经批评本书篇章结构过于松散。

每当我有这个经验时候，我都会反思建立在自身日常生活历史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各种固定知识的可靠性。本书因此乃是一种方法论的探索，甚至相对于它的主题当代中国法治转型分析而言，更主要是一种方法论的探索。

对于这个批评，作者是承认的。此后，我几乎将所有的研究精力都逐渐调整到了对卢曼理论的研究与研读上。

本书虽然仅仅是围绕着中国法治转型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些疑难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因此是实证的，而不是建构性的。我想，人类基于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观念与知识，也可以作如是观。